(图片来源:摄图网)
近日,日本政府为应对少子化问题,宣布从2026年起将实施一项名为儿童保育支援基金的新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需要缴纳公共医疗保险的职工,根据年收入每月额外缴纳一定金额的基金,以支持儿童保育、生育津贴等相关福利。此举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根据政策规定,这笔费用的缴纳将按照职工的年收入来确定,年收入越高,缴纳的金额也越多。以2026年度为例,年收入为200万日元的人每月需缴纳约200日元,而年收入高达千万日元的人则需缴纳约1000日元。到2028年度,这一费用还将有所上涨,最高可能达到每月1650日元。
除了上班族,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个体经营者也将根据收入缴纳相应税额。此举意味着,无论是否拥有子女,所有需要缴纳医疗保险的个体都将为儿童保育福利作出贡献。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税收调整来缓解家庭负担的差异。政策考虑点在于:许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单身族,没有家庭负担,相比育儿家庭,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相对宽裕。
日本网友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单身税,因为这笔钱交了之后受益的只有育儿家庭,单身人群相当于白给。
日本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已不是一日之寒。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6以下的低水平,而2022年的新生儿数量更是跌破80万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日本政府急需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
现代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生育焦虑和生活压力。《低生育陷阱》作者、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生子甚至不愿意与异性交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想从当前生活水准跌至更差的心理。
回我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的人口挑战:
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
2010-2016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自2017年起开始出现下降,出现了低生育率的现象。据统计,2019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为1465万人。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较2019年大幅下降。
中国结婚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一方面,他们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束缚。独生子女群体尤为显著,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倾向于将个人成长和发展置于首位,与上一代的无私奉献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他们从小目睹父辈在婚姻后往往受到家庭的牵绊,失去了部分自我选择权,因此,他们将婚姻视为一种需要妥协的关系,这对于自我意识强烈的他们来说并不容易接受。
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也是阻碍年轻人实现家庭梦想的重要因素。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消费升级,特别是在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养孩子的巨额开支使得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这些现实压力让他们对于组建家庭、生养子女持谨慎态度,甚至有些人因此选择推迟或放弃这一人生规划。
人口性别结构
人口均衡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成为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突出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基于女性为100的基准,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目前为105.07,该数据与2010年相比基本持平,但略有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已从2010年的高水平下降至111.3,降幅达到6.8,表明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正在持续改善。回顾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的性别比已经达到了五十多年来的最低值。
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出了一项旨在鼓励家庭生育的补贴政策建议。对于拥有二孩的家庭,他建议政府应给予每个孩子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以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激励更多家庭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对于多孩家庭,梁建章进一步提议将每个孩子每月的补贴金额提高至2000元,并且这一补贴将持续发放至孩子年满20岁。这样的补贴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激励,进一步鼓励家庭增加生育意愿,从而推动人口增长。
人口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董玉指出,生育一孩是保持人口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盘,对全社会生育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一孩的生育数量继续下降,将对未来的人口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鼓励一孩生育,以此巩固一孩生育的基本盘。
近年来,我国高龄孕产妇的比例逐渐上升,同时,国家卫健委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十三五时期,20-34岁这一生育旺盛期的女性规模年均减少了340万人,到2020年同比更是减少了366万人。针对这一趋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王建六强调了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指出,为了让广大女性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育问题,需要将科学的方法融入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减轻她们的生育压力和担忧,从而增强女性对适龄婚育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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